智慧城市中的私隱問題

i) 研究摘要
香港為了跟隨全球趨勢，加強全球競爭力，不斷廣泛使用資訊科技，並於2017年提出智慧城市藍圖，其中一項挑戰，就是保障個人私隱及修訂相關法律，以適應數碼年代裡，廣泛收集及處個人資料的活動。但是，香港政府仍然過份重視科技推動未來的光明面及商機，但並未有效應對社會對私隱的關注。

1990年代中，隨著《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於1995年通過，個人資訊私隱專員公署成立，監督條例的執行；多年來，它致力與歐洲的規管框架同步，例如之前的《數據保護指令》（1995）及《通用數據保障條例》（2018）。然而，我們發現，條例及公署所涵蓋的範圍多針對私人企業，例如向它們推廣保護及尊重個人資料的文化。然而，條例與公署皆無法處理各種新型個人資料及私隱，以及它們變動中的性質，尤其是公眾關心的「監控國家」（surveillance state）問題；根據條例，只要個人資料收集涉及防止及偵查犯罪，便幾乎立即得到豁免。此外，公署向私人企業推廣私隱影響評估（Privacy Impact Assessments），但是，它無法要求政府部門就著新使用的資料收集技術去進行評估。

近年，在香港政治爭議之中，資訊及監控科技引起對私隱的關注，甚至造成社會恐慌，在政治衝突中，對人面識別科技的懷疑愈來愈大，去年（2019）環繞「多功能智慧燈柱」試驗計劃及沙田第一城建議的新門禁系統，成為兩個標誌性個案。

我們的個案研究發現，私隱的關注遠遠沒有得到重視。首先，現有規管架構與公眾期望之間的存在重大落差。公署無法舒緩公眾的擔憂，無法監管政府部門如何應用新的資訊搜集技術，尤其是執法部門。但是，隨著公眾對政府愈來愈不信心，許多人卻擔心警察有大型監控計劃。第二，新型個人資料及私隱深深嵌入在社會及政治關係之中，公共與私人的界線不能單以技術及法律來界定清楚，它經常轉變，亦因應著政治氣候變化，它的含糊性更會導向社會恐慌及激烈抗爭。

ii) 研究項目對政策影響和政策建議的摘要
基於我們的個案研究及分析，我們作出以下建議：
1. 政府的首要任務是重建公眾的信心。就著私隱相關的政策，政府該向公眾作出承諾，不使用某些政治敏感的科技，例如自動化及無差別的人面識別監控技術；
2. 同樣，政府應考慮參考英國的《自由保護法》（2012），立法限制政府部門（包括執法部門）處理個人資料的方法及程序；
3. 修改條例，嚴格規定政府部門及大型企業機構，在應用新資訊科技收集及處理個人資料前，要進行私隱影響評估（PIA）；
4. 政府部門及大型企業機構應向公眾提供更詳盡的流程圖，標示清楚個人資料的流向、資料庫地點及不同機構及司法管轄區間（例如香港與中國大陸）的資料轉移限制等等；
5. 因應港區國家安全法，我們建議政府成立一個獨立法定機構，類似英國的情報專員辦公室，監管以國家安全之名進行的個人資料收集及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