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廣州的糞穢處理與城市生活

本文以1920、1930年代的廣州作為例子，探討政府如何利用現代衛生概念，把糞溺與廁所納入由政府主導的公共衛生管理範疇，因而為城市生活帶來三方面的變化：一是物質文化，二是城市管理結構，三是社會關係及身分認同。政府介入糞溺及公廁的管理，為廣州城帶來物質層次的變化：水廁及女廁開始於廣州的城市空間出現。而在城市管理結構方面，作為民間團體的糞溺業商會，因市政府權力的擴大而瓦解。而新的如廁文化，如不可隨處便溺的新規條，成為文明城市及文明城市人的指標，這亦凸顯了城鄉的差別：隨處便溺者，便被視為是沒有教養的「鄉愚」。本文亦指出，經過民國時期的市政改革，雖然城市廁所的改變是有限的，對廣州人來說，政權介入糞溺管理後，廁所與以往一樣的髒，一樣的臭，但政府成功地塑造了一套對廁所及如廁文化的新準則，以及改變了人們對城市文化和城市生活方式的構想。現代政權對於城市文明的想像，已改變了城市人對其周遭環境的理解及對政府施政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