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議桐城文派的韓、柳古文比較論

韓、柳古文的優劣，自來是文評家討論的焦點。而在眾多的評論中，以桐城文派的看法最值得注意。方苞將道德與文章看成同一回事，並以此為基礎，建立起「義法」之說。方苞對柳宗元文多方挑剔，幾於吹毛求疵，甚而大肆詆毀，不過是實踐其理論罷了。在桐城文派的流傳過程中，對柳宗元的這種成見，儘管不能說是定調，卻也是主流意見，難怪給人留下「桐城始於排柳、終於排柳」的印象。桐城中人評論柳文，特別是談到他的文氣時，就一直受到這種成見的干擾。方苞以文氣不充譏貶柳文，並認為是自反不縮所造成。後來的劉大櫆，甚至是賀濤等，皆沿用其說。但不容忽視的是，劉大櫆以後，桐城中人評論柳文，受到成見的干擾已有減少的迹象，已開始自覺地從文學的角度來評析柳文。這種微妙的轉變，不能不說是一種進步。這跟他們逐漸把道德與文章離析為二是分不開的。從曾國藩的懷疑，到吳汝綸明確判別義理與文章為二事，他們對文學獨立性的認識漸趨清晰，創作如此，評論也如此，觀念上的這種轉變，就反映在吳汝綸等人對柳文的評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