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詩學視角及其超越 : 後社會主義情境、打工詩歌和鄭小瓊

龔浩敏, 張進 (Translator)

Research output: Book Chapters | Papers in Conference ProceedingsBook ChapterResearchpeer-review

Abstract

喬納森·貝特在其《大地之歌》中,將西方文學傳統的浪漫主義視為“生態詩學”。他引用保羅·德曼的名言——“毫無疑問,田園主題事實上是唯一的詩歌主題,它就是詩歌本身”。貝特(2000:75 – 76)繼續寫道, 生態詩學(Ecopoetics)探討的是一首詩可以在哪些方面成為寄寓之處 (希臘語poiesis) ,首碼eco -來自希臘語oikos,意為“家裡或居住的地方”。根據這一定義,詩歌未必等同於韻律作品: 詩意的寄寓本質上並不依賴於韻律形式。然而,詩篇創作中節奏、語法和語言方面的強化特徵常常賦予寄寓以特有的力量: 它可能是詩歌創作成為返回本原的最直接路徑,即所寄寓之處,因為韻律本身——安靜而持續的音樂,循環往復的心跳和情感——回應自然的節奏,與大地自身的歌唱相呼應。 在該書的最後一章,貝特 (2000:262) 進一步提出了海德格爾是一位重要的生態詩學的思想家,因為海德格爾在其後期哲學中認為,“詩歌是寄寓之處的原始認可,因為它呈現出——而不是代表著——一種存在而非規劃的形式。" 這種在傳統自然詩歌中非常典型的田園主義,在面對日趨嚴重的生態問題時顯得有些無能為力了。借用特裡·吉福德、倫納德·西加吉、勞倫斯·布伊爾、派翠克·墨菲、大衛·吉爾克雷斯特的著作,斯科特·布賴森 (2005:2) 總結出生態詩學的三個主要特徵: “從生態學和生命中心的角度認識世界的相互依存的性質;對我們與人類和非人類自然的關係的深刻謙卑;對高度理性化的強烈懷疑,通常導致對過度技術化的現代世界的譴責和有關生態災難非常真實的可能性的警告。”在布賴森看來,生態詩學雖然只是自然詩歌的一個子集,卻是現代和當代條件下的產物;生態詩人面對源于現代化的生態問題,他們已然認識到人類與自然世界的關係已無法挽回;換句話說,生態詩學超越了田園主義。 自1990年代以來,中國的自然環境處於高速的經濟起飛和全球不平衡發展所帶來的不斷增加的壓力之下,生態詩學在中國的發展勢頭也因此不斷增強。人們越來越意識到環境保護的重要性,更加關心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中國現代詩人開始接觸並參與生態主題,雖然到目前為止此現象還未得到充分認識,然而它在中國現代詩歌中卻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映射出後社會主義情境的獨特情感。具體言之,在中國,後社會主義情境再次加強了人們與自然的關係,使他們的社會政治身份——而不僅是他們作為普遍的人類的身份——在與自然的關係中凸顯得愈發重要,從而也必然地重塑了這種關係。換而言之,後社會主義情境下的生態問題不僅僅是簡單的道德問題,同時也是政治問題。所以,後社會主義中國的生態詩學在解決人類與自然的關係時載入有政治意識。 本文的議題是,“當代中國的生態詩學的內涵是什麼?”,並研究後社會主義中國語境下蘊藏在術語“生態詩學”中的政治意義和詩歌藝術,尤其探討隨著改革開放後的1970年代後期民工潮的發展而出現的,卻直到2000年左右才引起相當的批判性關注的,“打工詩歌”。這些詩歌通過表現辛酸的疏離、懷舊和痛苦感,表現了後社會主義生態詩學的一種特殊的且具代表性的生態意義。本文將集中討論著名打工詩人鄭小瓊的詩歌作品,筆者專門考察她的詩歌中三個最重要的意象——荔枝樹,鐵和機器——如何描繪出中國當代詩歌生態批評干預中國社會所面臨的環境危機。筆者認為,後社會主義中國的生態詩學超越了田園主義,以詩意的形式批評非人道和非自然(denaturalizing)的社會情境——這樣的社會情境對自然環境提出了迫在眉睫的挑戰並成為其緊迫的威脅。具體在打工詩歌的案例中,這種詩歌形式通過展現後社會主義中國獨特的農民工個人和打工的經驗,並且通常是非常明顯的非田園化方式,批判地觸及到當代中國社會突出的生態和社會學問題。
Original languageChinese (Traditional)
Title of host publication東亞人文 (2015年卷)
Publisher獨立作家
Pages91-109
Number of pages19
ISBN (Print)9789869244930
Publication statusPublished - Dec 2015
Externally publishedYes

Bibliographical note

此文由武漢大學專任副教授張進博士譯為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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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浩敏, & 張進, (TRANS.) (2015). 生態詩學視角及其超越 : 後社會主義情境、打工詩歌和鄭小瓊. In 東亞人文 (2015年卷) (pp. 91-109). 獨立作家.
龔浩敏 ; 張進. / 生態詩學視角及其超越 : 後社會主義情境、打工詩歌和鄭小瓊. 東亞人文 (2015年卷). 獨立作家, 2015. pp. 9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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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浩敏 2015, 生態詩學視角及其超越 : 後社會主義情境、打工詩歌和鄭小瓊. in 東亞人文 (2015年卷). 獨立作家, pp. 91-109.

生態詩學視角及其超越 : 後社會主義情境、打工詩歌和鄭小瓊. / 龔浩敏; 張進 (Translator).

東亞人文 (2015年卷). 獨立作家, 2015. p. 9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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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 喬納森·貝特在其《大地之歌》中,將西方文學傳統的浪漫主義視為“生態詩學”。他引用保羅·德曼的名言——“毫無疑問,田園主題事實上是唯一的詩歌主題,它就是詩歌本身”。貝特(2000:75 – 76)繼續寫道, 生態詩學(Ecopoetics)探討的是一首詩可以在哪些方面成為寄寓之處 (希臘語poiesis) ,首碼eco -來自希臘語oikos,意為“家裡或居住的地方”。根據這一定義,詩歌未必等同於韻律作品: 詩意的寄寓本質上並不依賴於韻律形式。然而,詩篇創作中節奏、語法和語言方面的強化特徵常常賦予寄寓以特有的力量: 它可能是詩歌創作成為返回本原的最直接路徑,即所寄寓之處,因為韻律本身——安靜而持續的音樂,循環往復的心跳和情感——回應自然的節奏,與大地自身的歌唱相呼應。 在該書的最後一章,貝特 (2000:262) 進一步提出了海德格爾是一位重要的生態詩學的思想家,因為海德格爾在其後期哲學中認為,“詩歌是寄寓之處的原始認可,因為它呈現出——而不是代表著——一種存在而非規劃的形式。" 這種在傳統自然詩歌中非常典型的田園主義,在面對日趨嚴重的生態問題時顯得有些無能為力了。借用特裡·吉福德、倫納德·西加吉、勞倫斯·布伊爾、派翠克·墨菲、大衛·吉爾克雷斯特的著作,斯科特·布賴森 (2005:2) 總結出生態詩學的三個主要特徵: “從生態學和生命中心的角度認識世界的相互依存的性質;對我們與人類和非人類自然的關係的深刻謙卑;對高度理性化的強烈懷疑,通常導致對過度技術化的現代世界的譴責和有關生態災難非常真實的可能性的警告。”在布賴森看來,生態詩學雖然只是自然詩歌的一個子集,卻是現代和當代條件下的產物;生態詩人面對源于現代化的生態問題,他們已然認識到人類與自然世界的關係已無法挽回;換句話說,生態詩學超越了田園主義。 自1990年代以來,中國的自然環境處於高速的經濟起飛和全球不平衡發展所帶來的不斷增加的壓力之下,生態詩學在中國的發展勢頭也因此不斷增強。人們越來越意識到環境保護的重要性,更加關心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中國現代詩人開始接觸並參與生態主題,雖然到目前為止此現象還未得到充分認識,然而它在中國現代詩歌中卻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映射出後社會主義情境的獨特情感。具體言之,在中國,後社會主義情境再次加強了人們與自然的關係,使他們的社會政治身份——而不僅是他們作為普遍的人類的身份——在與自然的關係中凸顯得愈發重要,從而也必然地重塑了這種關係。換而言之,後社會主義情境下的生態問題不僅僅是簡單的道德問題,同時也是政治問題。所以,後社會主義中國的生態詩學在解決人類與自然的關係時載入有政治意識。 本文的議題是,“當代中國的生態詩學的內涵是什麼?”,並研究後社會主義中國語境下蘊藏在術語“生態詩學”中的政治意義和詩歌藝術,尤其探討隨著改革開放後的1970年代後期民工潮的發展而出現的,卻直到2000年左右才引起相當的批判性關注的,“打工詩歌”。這些詩歌通過表現辛酸的疏離、懷舊和痛苦感,表現了後社會主義生態詩學的一種特殊的且具代表性的生態意義。本文將集中討論著名打工詩人鄭小瓊的詩歌作品,筆者專門考察她的詩歌中三個最重要的意象——荔枝樹,鐵和機器——如何描繪出中國當代詩歌生態批評干預中國社會所面臨的環境危機。筆者認為,後社會主義中國的生態詩學超越了田園主義,以詩意的形式批評非人道和非自然(denaturalizing)的社會情境——這樣的社會情境對自然環境提出了迫在眉睫的挑戰並成為其緊迫的威脅。具體在打工詩歌的案例中,這種詩歌形式通過展現後社會主義中國獨特的農民工個人和打工的經驗,並且通常是非常明顯的非田園化方式,批判地觸及到當代中國社會突出的生態和社會學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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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 - http://commons.ln.edu.hk/sw_master/5635

M3 - Book Chapter

SN - 9789869244930

SP - 91

EP - 109

BT - 東亞人文 (2015年卷)

PB - 獨立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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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浩敏, 張進. 生態詩學視角及其超越 : 後社會主義情境、打工詩歌和鄭小瓊. In 東亞人文 (2015年卷). 獨立作家. 2015. p. 91-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