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淮南子》與“智伯”其人

章學誠以為“六經皆史”，若按之於子部，古人撰寫子書，亦不外乎借人、事以闡述己見，所以子部書與“史”同樣關係密切。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說：“自孔子至淮南王為‘子學時代’，自董仲舒至康有為則‘經學時代’也。”《淮南子》代表着“子學時代”終結，可見武帝一朝，處於戰國自由和一統禁錮的決戰之際，劉安若將不平置於肚中，不過屬腹誹耳，然書於竹簡，那就等於在政壇、思想界，公然挑戰武帝，其意義非凡。關於其書所涉及歷史人物和事件，實際上尚未作出仔細梳理，而就此一角度探索，對深化淮南王劉安及《淮南子》的研究，亦可帶來新動力。 《淮南子》談及歷史人物，林林總總，不勝枚舉，韓、趙、魏三家分晉，標誌戰國時代開端，所以有關“晉六卿”，尤其其中之一智伯（或作知伯），劉安或《淮南子》特別注意，頻密談及其人其事。而為何對智伯情有獨鍾，想必其人的作為、命運等激起了劉安的聯想和共鳴。此種聯繫往往在當朝政治與智伯之間展開，因此，此人被列為判斷世事重要參照，智伯亦成為當代的一面鏡子，所謂殷鑒不遠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