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近亲通婚"对两汉政权的影响

中国古代有 ”同姓相亲，其殖不繁” (《左传》)的说法，已对近亲通婚后果有朦胧的认识。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认为 ”欲观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 ……三曰同姓不婚之制。” “……而同姓不婚之制实自周始，女子称姓亦自周人始矣。” 这种近婚禁忌，似就同姓而言，非同姓之近八却不包括在内，晋袁准《袁子正论》: “或曰：同姓不相娶，何也? 曰: 远别也。曰：今之人，外内相婚，礼与？曰：中外之亲，过于同姓，同姓且犹不可婚，而况中外之亲乎？古人以为无疑，故不制也，今以古之不言，固谓之可婚，此不知礼者也。” (见《全晋文》卷五十四) 这段话认为中外之亲通婚也属禁忌，比同姓不能通婚的说法更接近近、现代科学，然而现实社会中，婚姻往往常有功利的成份，门第卑弱者攀高亲以蝇附骥尾，高门大族相连姻以结成政坛同盟，这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是习见的现象；加之中国古人对袁准的识见应者寥寥，他们对中外之亲通婚的恶果并没深切的了解，故而仅限于同姓禁忌不包括非同姓禁忌的近亲婚烤，仍为这种出于功利目的的婚姻，潜埋了极大的隐患，皇族婚姻，更是功利的，其隐患也逾加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