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king things turn out differently : Brecht’s method as a novel adaptor: 大相徑庭的文本 : 布萊希特對改編的影響

布萊希特對他人文本的自由改編，形成他有代表性的作品群中的一部份，尤其他對小説的改編，更促使他發展「史詩戲劇」的實踐和理論。

在當代環境之中，改編作品常強調原著和改編文本之間的關係，基雅·伊南指出劇場觀眾在對演出解碼閲讀時，必然受以往對其他文本的經驗所影響。俄國結構主義提出文本有兩個層次：情節故事及底層寓言，改編者的目的是 讓文本之間在深層結構的層面達到共鳴，使底層寓言再次產生意義。雷蒙特·威廉士提出「情感結構」一説，認為一個時代的特色貫穿地出現在它的文化作品之中。柏翠斯·栢維士認為改編作品是文本之間溝通的媒介，改編者將原著重新編碼，呈現在新的觀眾面前。

羅蘭·巴特的「作者已死」一説更強調作品及其閲讀的自主性。到底，二十世紀的意義分解和複性文化都反映在當代作品之中，對經典文學的附從態度已被否定，文化行為的準則亦給重訂。

戲劇對小説的改編引起很多技術上的問題，最大的困難往往是兩個文類敘述時內容規模的差別，而布萊希特的「史詩式戲劇」正好解決了這個困難，他本人對小説的戲劇改編因此也得心應手。

從布萊希特本人對其他作品的改編中可看出以下特色： 第一 ，不求忠於原著；第二故事內容能在新的環境中產生新意義；第三，改編文本含有自我意識的元素，強調新的創作環境和過程；第四，以集體創作方式對原著進行研讀和改編；第五，改編文本往往採片段式史詩敘述，有效利用小説原著，更增加改編過程的彈性；第六，改編劇作家必須擁有自主創作的能力。在這些前提之下，改編並非對舊作品的回顧，而是富有創意及挑戰原著權威的本世紀時代產物。為了保証每次演出都富有時代意義，布萊希特更不斷改寫舊作，使它們在每次演出的時空和社會中產生意義。

布萊希特的政治思想在他的作品中佔有極重要的位置，而他的改編作品與原著的關係亦取決於作品中的政治思想，任意對原著做出増刪改變，符合他要表達的政治思想，以史詩式的敘述為結構，賦予他的改編作品像其小說原著一樣寬廣的敘述幅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