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藉著討論《海外中國硏究叢書》的翻譯和「中國學界」對西方漢學的評價，指出八、九十年代西方漢學的翻譯不僅掩蓋了「西方」對「中國」的東方論述（Orientalism）背後的種種文化政治，而且成爲了中國本土的自我東方論述（self-Orientalisation）的一個重要環節。中國的譯者和讀者透過挪用或否定西方漢學家構建「中國」的形象和方法，來構築一套典型的、同一的「中國特質」（“Chineseness”），並把「中國」變成一個「客觀存在」、可供硏究的對象。借用韋努蒂（L. Venuti）的理論，譯評西方漢學可以說是建構「中國文化」的一種「自我識別過程」（a process of self-recognition），或者挪用尼蘭賈娜（T. Niranjana）對翻譯在印度殖民大計中所扮演的角色的硏究，也可以說西方漢學翻譯是對「中國文化」的「定型過程」。因此，譯介西方漢學這套東方論述跟「中國」的自我東方論述存在著一種多層次的共謀關係，共同參與建構同一的、本質的「中國」形象，召喚和模塑著一種「中國人」的主體身分。
| Date of Award | 25 Nov 1999 |
|---|
| Original language | Chinese |
|---|
| Awarding Institution | |
|---|
| Supervisor | 許寶強 (Supervisor)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