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翻译行为一直伴随人类活动。翻译理论却往往是“一堆意见”。翻译操控论正是这样一个值得争论的命题。本文以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和史学转向为背景,以赫曼斯的翻译操控论为理论架构,研究翻译过程中的意识形态作用,以便于理解翻译过程中的译者主体作用或操控行为。
本文拾起严复和鲁迅的老话题,是希望每次阅读都创造出不同于以往的历史主义的关怀和方法,以便在现在和历史的对话中加深对过去的理解,从中演绎出新意,进而服务于将来。在翻译实践中,严复和鲁迅实施两种截然不同的翻译操控。本文通过具体的文本比对和译界传统的追溯研究,解读多元因素作用下的翻译实践,回答了前人(例如梁实秋)尚未解决的鲁迅硬译的缘由,贯穿了翻译的操控历史和历史在操控中进化的主题,同时也疏理了操控阵营的理论要点。赫曼斯所代表的操控学派缘起于具有激进倾向的因素作用研究,同时又强调中立描述的稳健立场。这为该派开展翻译规范研究和尝试普遍适用的理论假设提供了转机。鉴于意识形态缺乏恒定值,造成特殊性的普遍存在和普遍性的假想性质,操控学派中的因素论锐气渐弱,规范研究却力度渐强。籍此,本文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了积极的论证。一、意识形态有若干特征,其关键特征是一时之态。理解意识形态的这种动态变化有利于减少意识形态的一时失态,促进意识形态的相互宽容和相互借鉴。二、本文将翻译操控论施诸严复和鲁迅的个案,界定了“信、达、雅”的“游移性、不确定性、隐喻性、延异性”,从而揭示了“信、达、雅”变量的可选性、指导翻译实践的方向性和译者自主把握尺度的灵活性。三、在翻译操控论形成之前就有翻译的操控实践。只是在翻译中,操控乏力有碍交流,操控过度就超出了翻译范畴,操控适当才能有利于思想交流。本文指出,译员不操控等于不作为,不利于文本的认知、解读和阐释。查翻译操控论的未来走向,规范研究将促使翻译操控论转变激进立场,或者至少可以由规范研究来把握操控的信度和效度。
Date of Award | 2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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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 language | Chinese (Simplified) |
Awarding Institu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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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visor | Yifeng SUN (Supervisor) & Kwok Pun Laurence WONG (Supervis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