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女性主义和后殖民理论已于20 世纪80 年代介入翻译研究,并成为“效忠 取向”的翻译研究中的两大流派。但是,主流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和主流后殖民 翻译研究在缺乏自我反思立场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分别体现了对种族维度和 性别维度的漠视,从而忽视了一些重要的研究问题。尽管已有极少数学者,从 结合性别和种族的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看待了有关翻译现象,她们并没有考虑 将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体系性地纳入翻译研究,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没有体现 自我反思。有鉴于此,本研究一方面以提出研究问题的方式,尝试体系性地将 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纳入翻译研究,另一方面则以个案研究的方式,尝试如何 进行自我反思的后殖民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并审视在很大程度上未被其他后殖 民女性主义学者所具体分析过的翻译现象。在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提出一系列翻译研究问题之后,本研究继而选择 其中的两个问题作为个案研究对象,即考察西方女性主义出版社在出版第三世 界女性文本方面的翻译选材政治,以及西方女译者在处理第三世界女性主义文 本方面的翻译政治。在有关后殖民女性主义观点的启发下,以及在保持自我反 思立场的同时,本研究首先审视了美国女性主义出版社Aunt Lute Books 以及英 国女性主义出版社Virago Press,在翻译出版中国女性文本方面所体现的选材特 点。接着,本研究考察了美国白人女译者,在处理美籍华裔女作家严歌苓所著 《扶桑》中体现道家思想和佛教内涵的严歌苓式女性主义方面,所采用的翻译 方式。本研究表明,西方女性主义的话语殖民,西方女性主义与第三世界女性 主义之间及其背后文化理据之间的权力差异,以及相关主体所具有的白人女性 身份,以颇为复杂的形式,体现于涉及第三世界女性文本的翻译选材和翻译方 式。此外,通过上述讨论,本研究也展示了如何进行自我反思的后殖民女性主 义翻译研究,并凸显自我反思的翻译研究话语的内部冲突和暧昧之处。
Date of Award | 2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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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 language | Chinese |
Awarding Institu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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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visor | Yifeng SUN (Supervisor) & Tak Hung Leo CHAN (Supervis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