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在台灣 : 殖民地、黨國體制、民主化時代的閱讀史

Abstract

自1920年代起，殖民地台灣的思想文化界開始勃興。台灣本土知識分子不得不思考位於日本與中國兩個大國間的自我定位。此時，胡適成為他們的尺度。日治時期台灣本土知識分子對胡適<文學改良芻議>等文本的詮釋，揭示了台灣人在對抗日本帝國內地延長主義中，追求身分歸屬與文明價值的心靈框架。

1949年歷史巨變後，胡適於美國、台灣發表諸多鼓吹民主、人權、憲政的文字，卻常被認為其在政治上保持著「機會主義者」的身份。在國民黨黨國體制下，對「胡適文本」的理解存在多重面向，集中表現在出版、審查與閱讀三個方面。胡適作為中華民國在台灣的象徵，蔣中正政權一方面憂心共匪滲透、煽動輿論，面對民間批判胡適的聲音，令警備總部等國家機器發起政治獵巫，以保障胡適的名譽權利；而在形勢受控時，卻又放任民間輿論，任由批胡言論發酵散佈。在國民黨政權的操作下，胡適創作之《史達林策略下的中國》成為戰後台灣關於國民黨戰敗而失去大陸的歷史論述之重要根源。

1962年，胡適溘然長逝，胡適紀念館幾經周折而成立。胡適紀念館長期處於「主義」與「學術」之間的漩渦中，交織著戰後中央研究院內部同仁的緊張，以及東亞冷戰的紛爭局面。胡適逝世後，李敖等人「擁胡」的「全盤西化論」與胡秋原等人「批胡」的「超越前進論」，在台灣思想界展開中西文化論戰，隨後固守為兩種保守思潮的對抗。在內戰與冷戰邏輯交織的狀況下，以胡適為核心的「五四」、「保釣」等議題，呈現出統一運動與革新保臺的路線之爭，以及反帝反殖與自由民主之間的對立話語。隨之以張忠棟為典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開始拓展胡適的自由主義意涵，「台灣意識」開始勃興。戰後圍繞胡適的思想爭論，逐漸由「中西之爭」演變為「中台之爭」。

透過21世紀台灣的「胡適再詮釋」，追求台灣文化的主體性、建立具有主體性的台灣文化等理念，亦即「台灣文化民族主義」（Taiwanese cultural nationalism），已成為不可阻擋的潮流，然而華人、漢族、客家文化等多重因素，將當代台灣推入新一輪的認同危機。